到1993年达到顶点。1993年下半年，经济过热导致高通货膨胀，国家开始实行适度从紧政策，房地产业成为首要调控目标。国家采取严格收紧银行信贷的方式收紧银根，规定房地产公司不得上市融资。正因为采取这种方式，使得房地产投资立即减少，1997年到谷底，房地产投资出现了负增长。以政府行政为主导的宏观调控取得成效。
上一次宏观调控之所以效果显著，既与当时的经济环境有关，也与政府采取的宏观调控工具与手段有关。在当时，尽管国内经济开始走上市场，但是刚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转轨，市场的成分与比例都十分有限。比如，银行信贷市场起主导作用的是政府对信贷规则的严格管制。因此，当经济一出现过热，政府完全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把过热的经济调整过来。比如，为了遏制一些地方的房地产过热，政府直接采取压缩银行贷款的办法收紧房地产投资，从而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这种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所产生的后果也是不可低估的。比如海南的房地产市场，1993年宏观调控后一片狼藉，烂尾楼无数。直到现在，那里的房地产市场也没有恢复过来。
新一轮的经济过热，基本上也是房地产扩张驱动的。在这一轮的房地产扩张中，先是1998年以来，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扩大内需，政府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双管齐下，从而为这一轮的房地产过热埋下伏笔。再加上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的冲击，银行新的金融工具启用，政府GDP的业绩追逐，以此带动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带动了与房地产相关的几十个行业的快速发展。
在这一轮经济过热中，房地产是所有经济过热的驱动力。它既有经济增长实体面的成长，也有宏观面因素(政策扩张及大量外资流入)、制度面因素(金融工具创新、居民投资渠道单一及地方政府行为扭曲)，以及国有商业银行改革背景下信贷规模扩张等。种种合力让国内房地产市场得到迅速繁荣与发展，从而带动国内经济增长过热。
新一轮经济过热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市场环境与市场基础、市场的利益主体、资金流入方式与工具都与以往有很大差别。因此，中央政府面对新一轮的经济过热，总是希望一方面能够遏制经济过快增长，遏制房地产投资过热及房价快速上涨，另一方面又希望出台的政策对快速增长的经济冲击不要过大。
几年来，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看上去是“有保有压”，试图利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及行政手段达到政府的预想，特别是希望使用更多的行政方式来调控。表面上是宏观调控，实际上却走上以往政府对经济干预的计划老路。这就是目前宏观调控效果不显著的根本所在。中国整个经济基础与市场体制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如果中央政府不能够走出旧有思维方式与观念，仅凭借以往经验，希望以旧有工具调控现有经济，其效果自然达不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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