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烟雨蒙蒙的江南腹地，有一座延续了2000多年历史的荆楚古邑。她的子民，匠心独运，用泥与火的交融，写出了一部关于陶瓷的巨著宏篇，惊艳了千年的时光。这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城市就叫“醴陵”。

“起于碗碟，发于瓦脊”，因为盛产陶土和瓷土泥，秦汉以前，醴陵先民就开始了陶器的制作。晋唐时期，醴陵步入瓷器时代。至宋元，醴陵开始大规模制瓷。这是目前所知醴陵瓷业**早的发端。明清时期，醴陵民窑盛产青花瓷。清末，醴陵创烧了名扬天下的釉下五彩瓷，被誉为“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新中国成立后，醴陵瓷再造辉煌，获得“国瓷”的美誉。醴陵被评选为“中国陶瓷历史文化名城”。

源远流长

翻开醴陵的陶瓷史，每一块陶片和瓷器上镌刻着的就是一部上下求索、艰苦奋斗的创业史，同时也是一部饱含历史沧桑的文化史。

从原属醴陵的磨山遗址到泗汾牛形山遗址，从楠竹山陶窑群到醴陵古城遗址，从石子岭汉墓到邓光塘汉晋古井……史前时期，渌水流域的先民们就开始以土制陶。商周时期，灰陶、黑陶、白陶相继亮相。至秦汉，大规模的制陶作坊出现，鼎、釜、钵、罐、圈、盆及纺轮等器型不一而足，纹饰精美。晋唐后，随着岳州窑和长沙窑瓷器大量输入醴陵，醴陵随之起舞，进入瓷器时代。宋元时期，北方南下的制瓷工艺与景德镇东来的工艺在醴陵交汇，使醴陵出现了异彩纷呈的陶瓷文化。探寻枫林市唐家坳窑址、沩山钟鼓塘窑址及黄獭嘴窑址，看着漫山遍野的碎瓷片，我们不难想象当年“窑火通明两岸红”的盛况。明清时期，随着醴陵民窑由龙窑演化成阶级窑。醴陵在这个时期转为大量生产青花瓷。特别是在清雍正以后，醴陵民窑一再扩大生产。“坯房挑得白釉去，匣厂装将黄土来。上下纷争中渡口，柴船才拢槎船开。”以沩山为中心的醴陵瓷业，民窑烧瓷“炉火蚀天”，盛况空前。鼎盛时期沩山有窑厂480余家，龙窑200余座，年产青花瓷达到8000万件，产品畅销全国各地。被誉为“小南京”的沩山真可谓“陶舍重重倚岸开，舟帆日日蔽江来”。近年的考古发现：沩山已有自宋元以来的古窑址60多处，瓷泥矿井、瓷器运输故道、生活设施、古塔庙宇等其它文物古迹49处。它跨越宋、元、明、清，是目前国内十分少见的大型古窑址群。2013年，以沩山窑址群为中心的“醴陵窑”，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沩山村谢家组的皂荚坡窑址，明末烧造，沿用至清。发现有窑炉、作坊、窑业废品堆积。主要器形为青花瓷碗、盘、勺等，还有少量白瓷碗。追溯沩山窑的兴盛，得益于上天的厚赐——盛产瓷泥。据史料记载，清雍正七年(1729年)，自广东兴宁移居醴陵的廖仲威在沩山发现瓷泥，即向小沩山寺的住持赁山采泥，创设瓷厂，招工传习。

惊艳全球

“白胎烧就彩虹来，五色成窑画作开。各样霁花与人物，龙眠从此向瓶垒。”醴陵那熊熊燃烧的千年窑火，终于锻造出一个历史的传奇。这就是醴陵**的釉下五彩瓷。

维新变法失败后，湖南凤凰人熊希龄和醴陵人文俊铎决心走实业救国之路。提出了“立学堂、设公司、择地、均利”等主张，获清廷奏准，拨付库银一万八千两，以示扶助。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十月，湖南瓷业学堂在醴陵城北姜湾的神农殿开办。首开我国近现代陶瓷教育的先河。学堂由熊希龄任学堂监督，文俊铎任副监督。除本省师资外，还从日本聘来了6名教员及技师教习。学堂分速成班和**班，设模型、辘轳、陶画三科。后来的瓷业学堂几经变迁，数易其名——“湖南瓷业艺徒学堂”、“湖南省立乙等窑业学校”、“湖南窑业实验场”、“湖南模范窑业工场”等。到1906年9月，湖南瓷业公司正式开办，熊希龄担任公司总理。公司由官方倡办，商民出资，进口先进设备，并借鉴国外企业的管理模式，成为我国近代陶瓷工业的一个起点。尔后，无论是学堂还是公司的制品，都是以釉下五彩瓷工艺为主体，且大都是瓷艺精品，至今让人叹为观止。

光绪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间(1907-1908年)，瓷业学堂师生经过艰苦的努力，成功地制造出玛瑙红、海碧、草绿、艳黑、赭色5种高温釉下颜料，采用分水技法及“三烧制”工艺，创烧出前所未有的釉下五彩瓷器，开创了我国瓷器装饰发展史上的新纪元。醴陵独创的釉下五彩瓷突破了千百年来釉下单色以及景德镇青花、釉里红的单色彩绘格局。

“玲珑剔透万般好，静中见动青山来”。釉下五彩瓷横空出世后，立即惊艳全球。从1909年到1915年间，醴瓷先后参加武汉劝业会、南洋劝业会、意大利都朗博览会、美国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均获大奖。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其中**为轰动的是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的获奖。在当时世界规模**大的博览会上，长身大口呈凤尾状的扁豆双禽甁亭亭玉立，醴陵窑独特的凤尾尊器型是如此的尊贵典雅，鲜艳丰富的色彩、考究的做工、精美的绘画……让她在那个群雄争霸的赛会上，一举夺得优奖金牌。被国际舆论誉为“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当时的《时报》评论：“风潮所至，举国若狂，各埠商贩来醴贩运瓷器者络绎不绝。”

醴陵釉下五彩瓷的诞生，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件大事。清末民初时，内忧外患，洋瓷入侵，中国陶瓷全面衰败。而醴陵釉下五彩瓷的出现不仅是中华民族实业救国风潮的产物，也是中日瓷业交流的硕果。它突破了我国几千年来大量生产单色釉下彩瓷的局面，给我国陶瓷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既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同时大大提振了民族自信。正如**古陶瓷专家、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耿宝昌先生所说的“醴陵釉下五彩瓷在中国陶瓷里面是独树一帜的，这是中国陶瓷史上创新的一个方面。”醴陵瓷业也因此走出湖南，名扬天下。

涅槃新生

醴陵釉下五彩瓷惊艳问世后，它的兴盛期不过二十年，后在旧中国军阀混战中被迫中断。1930年，湖南瓷业公司倒闭，釉下五彩瓷器随即停产，其工艺濒临灭绝。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醴陵瓷业公司和省陶瓷研究所成立，为抢救并传承发展釉下五彩瓷烧制技艺，陶研所技术员林家湖，通过几个月的访问并“三顾茅庐”，从醴陵北乡的一个偏远山村请出了当年瓷业学堂速成班的学员吴寿祺先生，并请他担任了陶瓷研究所的技师，专门研究和传授釉下五彩瓷器的制作工艺。1955年，失传二十余年的釉下五彩工艺像一只蹈火的凤凰，在涅槃中获得了新生!

醴陵独创的釉下五彩瓷，平滑光亮、晶莹润泽，具有饱满的水分感，纹样五彩缤纷，艳而不俗，淡而有神。她还有**重要的特点，无毒、耐酸碱、耐磨损，永不褪色。由于她的健康环保、清新雅丽，从1958年起，醴陵开始为毛主席和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制生活用瓷，被定名的“胜利杯”，由此开启了醴陵陶瓷的“国瓷”之旅……

1959年8月，醴陵向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工人体育场生产用瓷计5万多件，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三馆瓷”。这些用瓷中，一部分是艺术陈设瓷，由于反响很好，醴陵又为人民大会堂、中南海、天安门城楼、钓鱼台国宾馆等首都其它部门制作了大量艺术陈设瓷。

1960年9月，醴陵为周恩来总理出访缅甸制作一批瓷器，用以赠送给缅甸北部腊戌地区居民。这批礼品以瓷盘孔雀茶梅作画面，并饰有“中缅友好”金字，共计十万件礼品。这是醴陵**次大规模生产国家礼品瓷。

1971年，醴陵还为联合国总部提供了以梅竹为画面的套装茶具。

1976年，醴陵承担了毛主席纪念堂**瓷的光荣任务，共生产釉下彩花缸、茶具等用瓷1091件。其中的花缸以“芙蓉国里尽朝晖”为主题，用蓝色芙蓉花表达湖南人民对毛主席的深切怀念。它的成型工艺手法高超，也是拉坯成型的一项创举。

此后，醴陵又相继为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国家领导人及外交部、中国奥委会等单位生产国家礼品瓷。从国家奥运到上海世博，从香港回归到国庆盛典，醴陵纪念瓷一次次展示出让人惊叹的制作水准和超凡的艺术魅力。

盛景如画

作为中国三大古“瓷都”之一，全国八大陶瓷主产区之一，改革开放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醴陵陶瓷产业通过改革改制，转型升级，产业结构性调整不断深化，各种经济成分的介入，使各种体制的制瓷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市场经济的巨大推动力促进了醴陵陶瓷产业的又一次繁荣与发展。

2003年，醴陵陶瓷产业被确定为湖南省**标志性产业之一。2006年列入全省50个支持优先发展的重点产业集群;2010年列入全省“四千工程”范畴。2016年成功申报全国第三批产业集群(陶瓷)区域品牌建设试点，成功创建全国**出口日用陶瓷电瓷质量安全示范区。

全市现有陶瓷企业650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192家，自营进出口企业139家。陶瓷行业从业人员近20万人。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醴陵陶瓷不再局限于碗、杯、碟、盆、勺，正不断向功能陶瓷、结构陶瓷、陶瓷新材料等多类具有耐磨、耐高温、耐腐蚀，同时具有优异的电、磁、声、光等物理特点的新型陶瓷产品进发。醴陵已逐渐形成集陶瓷材料、陶瓷制造、陶瓷机械、陶瓷颜料、配送物流等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条，产品包括日用瓷、电瓷、工艺瓷、工业陶瓷、新型陶瓷五大系列4000多个品种，形成了覆盖艺术、餐饮、电力、建筑、信息等领域的产品体系。陶瓷产品畅销美国、欧洲、日本、中东和南美等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日用瓷产量占全球的1/10，电瓷产量占全球的1/3。

陶瓷产业百花齐放，醴陵陶瓷界也是人才荟萃，名家辈出。目前已产生二十多位**陶瓷艺术大师，近百位省级陶瓷艺术大师。

近两年来，随着醴陵创建全国全域旅游示范区工作的推进，醴陵还开始大力激活传统陶瓷文化基因。巧用“旅游+”“文化+”“展会+”“科教+”，进一步打响醴陵“中国陶瓷历史文化名城”的地域品牌。现在，中国陶瓷谷国际会展中心、“1915”醴陵国际陶瓷文化特色街区、瓷器口文化街项目建设竣工。沩山古窑成为瓷城新八景之一。湖南工业大学醴陵陶瓷学院的成立。经开区电瓷产业园的建设、成功举办首届陶瓷博览会……醴陵，因陶瓷而不断为世人所了解，可以预见，未来的醴陵，将更好地走向中国，走向世界!